1955年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参谋
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，全国军区的格局还带着大战余温。最早只有六个一级军区，东北、华北、华东、中南、西南、西北，和当时中央局、大行政区的分法大体对得上。那会儿讲究的是先把全国摁稳，把摊子铺开，军区既是军事区块，也带着浓厚的区域管理意味。等到一九五三年下半年，朝鲜停战，局势换了脸。部队往哪儿摆，仗将来可能从哪儿打起来，哪些地方该顶在门口，哪些地方该留作后手，军委心里已经在重算这本账。
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六日，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。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说得很硬，大军区怎么划，不能凭习惯，得按预定的全国作战计划来，得从未来作战区出发来设一级军区和二级军区。一级军区，战时就是方面军。二级军区，战时就是集团军。话不花，意思却扎实，军区这东西，平时看着像行政建制，真到了战时，立刻就得变成指挥骨架。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方案基本定下，全国设十二个军区。沿海六个，沈阳、北京、济南、南京、广州、昆明，定为准备战区，战时按方面军指挥机构使用。内地六个，成都、武汉、兰州、新疆、西藏、内蒙古，定为战略储备区，战时按集团军指挥机构使用。名字都叫军区，轻重其实已经分出来了。沿海那几块，像门口立着的挡风墙，层级高，要求也高。内地几块，更像压在后腰上的拳头，平时蓄力，战时顶上。
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一日，国务院、国防部正式发布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决定，把原来的六个大军区改划为十二个大军区。五月二十日，国防部又颁发编制军衔表，差别一下摆到了桌面上。沈阳、北京、济南、南京、广州、昆明军区，司令员、政委是正兵团级，副司令员、副政委是副兵团级。新疆、西藏、成都、武汉、兰州、福建军区，司令员、政委是副兵团级，副职是正军级。这里还有一层分量不小的意思，内地这些军区主官，和兵团副司令员、副政委、军兵种参谋长、政治部主任大致同级。
从一九五五年的编制军衔表看，军区比军兵种低半格。
名单摊开，更能看出门道。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、政委周桓，都是上将，都是正兵团级。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、政委朱良才，也是上将、正兵团级。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，代司令员王新亭，都是上将、正兵团级，政委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兼任，王新亭还兼第二政委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上将、正兵团级，政委唐亮虽是上将，级别却是副兵团级。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是上将、正兵团级，代司令员李天佑是上将、副兵团级，第一政委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兼任。昆明军区最利索，谢富治一人兼司令员、政委，也是上将、正兵团级。
再往里看，调门就降了一截。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上将，但级别为副兵团级，政委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兼任。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是上将，级别却只是准兵团级，政委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任。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是中将、正军级，政委冼恒汉是中将、准兵团级。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飞是上将、正兵团级，第二政委刘培善是中将、准兵团级。新疆军区由王恩茂兼司令员、政委，中将、准兵团级。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是中将、准兵团级，政委谭冠三是中将、正军级。内蒙古军区由乌兰夫兼司令员、政委，授上将军衔，却没有军队级别，这是很少见的特例。
这份名单里还有个很鲜明的特点，不少政委由地方省委负责人兼任，谭启龙、陶铸、王任重、李井泉都在其中。军区和地方党政并不是各吹各的号，而是拧在一处办事。这也说明，当时的大军区不只是作战区块，还承担着统筹地方、协调全局的分量。
从实际授衔情况看，基本符合编制军衔表。沿海各军区司令员、政委多为上将，正兵团级居多。副职多为中将，准兵团级居多，也有少数副兵团级和正军级。内地各军区司令员、政委多为中将，准兵团级和正军级居多，副职里少数是中将，多数是少将。这里头也不是铁板一块。
福建军区因为战略位置太要紧，编制级别高于一般省军区，一九五六年七月升格为大军区，改称福州军区。乌兰夫的授衔也带着明显的特殊处理，考虑的是他的经历和背景，不是拿表格一比就完事。
还有个细节，越咂摸越有意思。一九五四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讲内地六个军区时，列的是成都、武汉、兰州、新疆、西藏、内蒙古。到了编制军衔表，内地六个军区里又写成新疆、西藏、成都、武汉、兰州、福建。等到一九五五年的军政主官名单摆出来，福建和内蒙古却都在。这说明当年的军区调整并不是一锤子砸死的死规矩，里头还有继续磨合、继续挪动的过程。
到了一九六零年，国防部根据我军编制和军衔的实际情况，重新修订颁发军官职务编制军衔，变化很醒目。军区之间原来的差别取消了，军区和军兵种也拉平了
。回头看一九五五年的十二大军区，就会发现那不是一份单纯的名单，也不是把几位将领往地图上一摆那么简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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