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38年,为了满足自己对女性生殖构造的好奇心,一鬼子军医让人把一女人使劲儿摁倒在门板上,一刀划进她的下腹部,露出里面的脏器……
1950年秋天,东京军医学校的地下陈列室被美军查封。工作人员从架子上搬下三百多个玻璃罐,其中一个贴着“第284号”的标签,里面泡着一对已经发白的人体卵巢。罐子被放进木箱,运往横滨港,再装船运回中国。
接收这批“特殊货物”的中方人员姓顾,三十出头,东北人。他打开箱子,一份日文清单滑了出来。清单上密密麻麻写着编号和器官名称,唯独没有姓名。顾先生拿出一支钢笔,在每个编号后面手写补上他知道的名字——他认识当地妇联和民政部门的老同志,他们还记得1938年春天失踪的那些女人。
“284号”后面,他写下了三个字:李秀珍。
李秀珍的儿子那年十四岁,在哈尔滨铁路局当学徒工。他不知道母亲的身体碎片刚刚从日本回来,也不知道那个编号。他只记得两件事:一是母亲走的那天夜里,村里狗叫了整整一宿;二是第二年清明,他在村口的井台边捡到一只女人的布鞋,鞋底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梅花——他认得那朵花,是母亲用红线绣的。
时间拨回1938年4月15日凌晨。哈尔滨平房区,七三一部队的细菌实验室里灯火通明。
李秀珍是被一辆军用卡车拉来的。她在后车厢里和其他五个女人挤在一起,双手被绳子连着,嘴里塞着破布。三小时前,她还在村东头的地窖口指挥乡亲们转移粮种——日本人来扫荡,粮食不能留。她刚把最后一袋高粱米递下去,后脑勺就挨了一枪托。
醒来时,她躺在一块门板上。木板上还有门栓的凹槽,可能是从哪家拆下来的。两个穿黄军装的士兵压着她的肩膀,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站在她两腿之间。那个男人就是新井田寿夫,三十二岁,东京帝大外科博士,七三一部队的军医。
新井田没有看她一眼。他在跟助手说话,用的德语,李秀珍听不懂。她只觉得肚子上一凉,紧接着是一阵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剧痛。她拼命想喊,嗓子眼里只挤出“咕噜”一声——下巴被捏住了。
助手在旁边用德文报时间:“10时23分。切开腹膜。血压六十。”
新井田的手伸进了她的腹腔。
新井田不是变态。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,做早操,吃米饭配酱汤,给家里的妻子写信。他在信里写:“这里的工作很有意义,医学进步需要牺牲。不要挂念我。”
他的妻子在东京收到这些信,会高兴地拿给邻居看:“我丈夫在做重要的事情。”她不知道“重要的事情”具体是什么。她只知道丈夫很忙,很少休假。
七三一部队的军医们私下把实验对象叫“木头”。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:不用日语记录手术过程,怕被当地雇佣的中国杂役听懂。所以新井田和他的助手用德语,用拉丁语,有时用英语。语言变成了一道墙,墙这边是文明人,墙那边是“木头”。
手术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。新井田先后取出了胆管、部分胰脏、子宫和双侧卵巢。每取出一件,助手就接过放进福尔马林瓶里,贴上一个编号标签。李秀珍的腹腔被翻了个遍,像一只被拆解的钟表。
11时47分,助手说:“血压测不到了。”
新井田没停。他还差最后一件——他要看看活体状态下,卵巢动脉的结扎点在感染后会不会形成血栓。这个观察需要心脏还在跳。
心脏跳到了最后。
新井田脱下手套,在记录卡上盖了章。他看了一眼门板上的女人,她的眼睛半睁着,瞳孔已经散了。麻绳勒进手腕的地方,皮肉翻出来,露出白森森的筋。
“抬出去。”他说。
这种手术,新井田一周做三次。他后来在伯力审判的法庭上被问到一共做了多少次,他说记不清了。检察官拿出一本烧得只剩半截的实验日志,翻到一页,念给他听:“1938年4月15日,284号,女性,二十八岁,活体摘取生殖器官八件。术后死亡。”
“1938年4月18日,291号,女性,三十一岁……”
“够了。”新井田说。
法庭没够。检察官继续念了二十五页。
1945年8月,苏联红军攻入平房区。新井田接到撤退命令时,正在做最后一次实验。他把手术刀一扔,冲进档案室点火烧纸。火还没烧旺,红军就踹开了门。
那个装着三百多个标本的陈列室被完整地缴获。苏联军官指着那些瓶瓶罐罐,问翻译:“这些都是从活人身上取下来的?”
翻译点了点头,又摇了摇头——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那些器官确实是从活人身上取的,但取下来之后,人就死了。
1956年,新井田寿夫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死于肺结核。没有人给他立碑。他的儿子后来从外务省查到父亲的下落,但拒绝去俄罗斯认领骨灰。那个儿子已经是京都大学的医学教授了。
李秀珍的儿子一直活到了八十年代。他退休后每天去松花江边钓鱼,钓上来的鱼从来不卖,全放了。邻居问他为什么,他说:“我娘爱吃鱼。我放一条,她在底下就能吃一条。”
1997年,一位日本女作家在查阅七三一部队史料时,翻到了那张清单。她把“284号”拍了下来,写进书里。书的最后一页引用了一位中国老妇人的话:“人死了就是死了,还回来什么?骨头都不剩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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